日系车主被打获52万赔偿 打人者最爱看抗日片

  一个硕大的U形锁垂在李建利的头上,身形彪悍、穿着白色T恤的蔡洋,猛地向他头部砸去。蔡洋胸前衣服上鲜明地印着一个大写的字母“D”。

  李建利被吓醒。这是他这几年来难以摆脱的梦魇,循环反复。

  它真实的发生在四年前。因为开的日系车,李建利在那场9.15反日的游行中,被一群愤怒的人包围,在冲突中蔡洋举起U型锁砸向他。

  蔡洋,2013年被判有期徒刑十年,出事时他21岁。“没控制住自己的感情,做出了过激的行为,给受害人造成了伤害,深表悔恨。”他的辩护律师对他行为的评价是“冲动和起哄,和爱国无关”。

 研究了四十年对日关系的北京大学日本问题专家王新生称,极端的爱国情绪,让两个家庭都成了受害者。

  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总结的那样,“爱国的本质,仍是爱,而不是恨。”

  住院1542天 疾病吞噬语言能力

  像被填平的深坑———李建利头顶的三分之一,都被一个不规则的圆形凸起覆盖着。

  坑是用钛合金补的,在上面打了螺丝,颅骨钻上眼,沿着边缘,缝了三四十针。

  由于内分泌失调,直到现在,被补上的部分,都比其他地方亮。上面散布着零星的头茬。

  西安中心医院神外科45床,从2012年9月15日起,李建利已经在这里住了1542天。

  四年前西安9.15反日游行中受伤最严重的人———他几乎一辈子也走不出那个阴影。

  开创型颅脑损伤几乎夺去了他右侧肌体的全部机能。为了防止右手萎缩,他必须每天把手放在手托矫正器里两个小时。

  放进这个米色塑料夹板里并不容易,情绪稍有波动,手“掰都掰不开”。

  他小心的和失去知觉的右半身相处,摸索着该有的平衡。每走100、200米就得歇一会儿。一天又一天,他能感受到偏瘫在他身上堆积的重量。

  那是一个雨天。大厅铺着地毯,地毯的一角被往来匆忙的脚步挤出一个包。这是李建利早起八点去做医院做身体康复的必经之路。他小心地蠕动着身体。

  一个猝不及防,像倒塌的房屋,他直直地倾倒在地上。

  半个小时,以前很少求人的他固执地瘫在地上,无力感从脚尖爬到头顶。半个小时,也是他以前每次在健身房跑步机跑步的时间。

  事件之前,李建利和王菊玲几乎每天都会挤出时间去健身房。

  80年代,李建利在新兴电器厂做销售。爱到处跑的他,除了西藏、海南,走遍了中国的大部分城市。

  靠着巧舌如簧,他谈成了公司的大生意,在中关村签下了几十万的电柜合同,从最基层的销售做到了部门主管。为了奖励他,公司第一个给他办了大货车驾照

  后来赶上国企改革。下岗后从开出租车到自己做二手车中介,李建利渐渐张罗了自己的门市店,开了公司,招了四五个人,日子渐渐过成了想要的样子。

  那时他们的二手车中介生意红红火火。坐着一会儿,几十个客户的电话就涌进来。

  之前语速极快急性子的李建利,现在含混不清地配合妻子,吐出这些关于过去的故事,像是刚学说话的小孩。疾病吞噬了他的语言能力,只能两个字两个字往出蹦。

  出事之后,王菊玲退了离家一千米不到的健身卡。

  他们曾靠自己的努力获得了与之匹配的生活、财富和认同。却又要靠更多的努力去遗忘曾经的生活,适应残缺的后半生。

  王菊玲和李建利现在经常晚上瞪着天花板半宿半宿睡不着。“以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失眠。”

  网瘾少年 最爱看抗日片

  距西安412公里的河南南阳蒲山镇的张庄,是蔡洋的老家。为了省电,厨房和仓房即使人进去,灯也一直关着,阳光进不来。蔡洋十八岁之前的大部分生活在这里度过。

  在庄里,蔡洋小时候经常被欺负。五年级辍学后,他零星地做短工。十四岁,他搬砖,一天给18块钱。

  姑父在西安刷涂料,一天将近二百的工钱,很吸引。蔡洋也想去。

  在决定去西安前的晚上,父亲蔡作林默不作声,不想让他去,“离家远没人管,就会总上网。”

  对于蔡洋的网瘾,家里几乎束手无策。

  杨水兰把蔡洋打了,因为他去邻庄网吧上网。那是“不务正业。”杨水兰至今仍这么觉得。

  在网吧里,蔡洋经常玩“穿越火线”———那是一款激烈的枪战游戏。口号是“三亿鼠标的枪战梦想”。

  最终蔡洋还是说服了蔡作林,离开了房顶漏水、墙皮簌簌下落的家。

  蔡洋在工地上经常会挨打。在一起的人少,也会被欺负。后来,他开始还手,就没人欺负他了。

  工程队没活的时候,蔡洋会往家跑。一天天看电视剧。抗日片,是他最爱的类型。电视里出现类似的镜头时,“他特别兴奋,有时一边看还一边会说打打打。”

  蔡洋的叔叔提到他时,有点儿感伤。现在家里每个月唯一的盼头,就是0914开头来自监狱里他的电话。

  在西安打工时,蔡洋很少给家里打电话。

  被砸的国产日系车

  环城西路北段,玉祥门和西门之间,是西安的老城区。这一天,蔡洋工厂里的设备坏了,他坐着公交车往回走,路过环城西路。

  当蔡洋公交车往回走的时候,李建利、王菊玲正从卫浴市场出来,给大儿子买新房的灯具。新婚前的装修工作已接近尾声。

  李建利轻轻打开他一年前花十二万九千八买的卡罗拉的车门,准备离开。这是一辆由中国一汽生产的日系轿车。

  此时,人群阻碍了车的前进。他们从城市的各个角落钻出来,相互传染情绪,传递愤怒,寻找自尊。

  蔡洋也加入了人群。他和几个人注意到李建利的日系车,围了过去。蔡洋用U形锁砸了李建利车前的挡风玻璃、后面的叶子板和车梁。

  情急之下,李建利从人群中抢来一块砖头,拍了一下蔡洋。

  蔡洋举着手中的U型锁,向李建利头上猛凿,凿了四下,血汩汩地涌出来。

  王菊玲一边拿卫生纸捂着他的伤口,一边喊救命。

  十多分钟后王菊玲拦了一辆出租车。车穿过熙攘的人群,没等红绿灯,一路向医院狂奔。

  几天后,西安市公安局派人来医院看望了李建利和王菊玲。

  李建利说,他恨蔡洋,恨他无知。“日本的丰田和卡罗拉早就国产化了。为什么要打我?”

  庭审现场,蔡洋被带进来时,王菊玲扑上去想打他,被法警拦下。蔡洋带着手铐,没有躲,脸上没有一丝表情。

  家庭变故 推迟的儿子婚期

  “后悔当时不应该买那个车,哪怕把车烧了都行,后悔不应该出来。”事发后,李建利和王菊玲把车给儿子开了。因为巨大的阴影,他们不是没想过把车扔了,但是“卖了不值钱,重新买一个也要很多钱。”

  “娃不敢和女朋友说不挣钱了,只说生意还做着。”大儿子的结婚日期比原来计划推迟了半年。

  王菊玲看到大儿子和女朋友整天吵架。害怕因为家庭的变故影响孩子结婚,催着他们领了证。

  生意确实在慢慢凋零。

  大儿子帮着看了几个月店后,“别人一看我们不在就不找我们了,店慢慢没了。”

  那是李建利和王菊玲经营了半辈子并为之付出的全部。现在他们的全部收入来源就是王菊玲每个月2000多的退休金。

  她现在手机里还保存着很多过去去世界各地旅行的照片。在香港迪士尼公园门口,王菊玲右手和李建利的牵在一起,左手伸向远方,摆了一个V字,衬着她衣前绣着的大片红花,两个人笑得很甜。

  而这些,对于如今经常胳膊抬不起来、腋下流脓的李建利来说,似乎是很远以前的事了。

  “现在每天都没有梦想了。”站在二楼的窗边,可以遥遥望见一楼角落里的太平间。盖着白布的人抬进去,抬出来,生离死别是最寻常不过的事。

  冲动和起哄 与爱国无关

 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日本问题专家梁云翔觉得,民族主义有好的一面,也有其阴暗面,蔡洋这样,是以爱国的名义去犯罪。

  汪定亮,曾经是蔡洋的代理律师。“刚开始以为蔡洋是基于爱国的情绪失控,确实要帮一下。”后来,汪定亮越来越觉得,蔡洋那一刻更多的是“冲动和起哄,和爱国无关。”接这个案子他有点后悔。

  四年前,把李建利送上救护车的韩林(化名)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,当他看见那天砸车人的表现,觉得他们与爱国无关,更多的是在宣泄,“没控制住自己的感情,做出了过激的行为,给受害人造成了伤害,深表悔恨。”在申诉状里,蔡洋这样写到。

  杨水兰比蔡洋更后悔。“当时不应该放他去西安,乱闯,闯出了祸。”有时候也会抱怨自己,“我们要是有本事一点儿。娃也不会这样。”

  看女排夺冠哭了半天 算不算爱国?

  蔡洋家无力支付法院判决的赔偿款。今年八月份,李建利收到了相关部门打过来的52万救济金。

  还了些儿子结婚时欠下的账。剩下的一些钱,王菊玲盘算着以后给李建利请一个护工。“过几年我也扶不动他了。”

  四年多,政府替他们出了医院的住院费。9月,王菊玲向莲湖区相关部门提交了一份申请,关于后续的治疗和护理。

  日子总要过下去。

  王菊玲说,原来“生意忙、脑袋一天不停地转”,不爱看连续剧。日子每天死循环后,她也会劝李建利看看电视连续剧。

  他们最爱看抗日剧。“有时候知道有些夸张,但是喜欢那种胜利的感觉。”

  爱国是太宏大的词,他说不清。他试探着问,看女排上两天夺冠自己哭了半天,这算不算爱国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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